文化整合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3月6日，《南方都市报》刊载了一则题为《19名出嫁女诉政府讨回210多万分红款》的新闻，其内容摘要如下： 中山市石岐区张溪村经联社19名村民在外嫁后，股份分红和安居工程分配款都比同村村民要少。

法院的建立势必要采用租界国的审判方式，这为外国律师进入租界创造了条件。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许多律师成了右派，有的还被判刑劳改，律师制度因此而夭折。

中国律师业的社会化和行业化，意味着在广泛的社会结构范围内、而非原先的国家权力结构范围内重塑律师制度和律师业，因而不仅需要各种阶段性设计，而且还要有一种系统的构想。[35]例如，厌讼或无讼一直是中国民众对待诉讼的一种基本态度，但这种态度现在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们对中国6省市18个市郊农村5461个样本的公民权利和义务调查中，有一个问项是如果您与亲戚、朋友、邻居或同事发生纠纷到法院打官司，您会觉得（怎样）？对于这个问题，在5461个有效回答中，选答比较丢脸和很丢脸两项的共1931个，占35.4％，选答不光彩也不丢脸、比较光彩和很光彩三项的占其余64.6％。见《司法部关于加强和改革律师工作给国务院的报告》，载茅彭年、李必达：《中国律师制度研究资料汇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这是为废除治外法权首次宣布准备建立新的法律制度。加之律师界弥漫着一味追名逐利的商业主义倾向，使得社会对律师的认同更是雪上加霜。

律师是一个需要诸多职业特权（如职业自治、职业豁免、职业调查等）的行业，而这些职业特权的获得和实现，都以律师的社会担当以及社会对律师的认同为基本前提。新的律师制度事实上是以当时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为仿效对象的，其主要特点就是把律师纳入国家公职范围，律师统一在法律顾问处任职，而非私人或合伙开业。其所蕴含的文化警示是，有一种社会组织规则是优位于其他社会组织规则的。

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认为法律要分成若干部门，不认为部门法体系的顶端是具有根本法意义的宪法或基本法。中国本土的权能分治理论重构了西方立宪主义的人民主权理论，以中式五权割裂了西式三权，从而使人民的主权所属和主权所在发生了分离。详见陈晓枫、柳正权：《中国法制史》（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49页。另一类定义视文化为一种行为规则，是型塑并限定人们行为选择模式的观念系统，具有指令性。

在自然状态下，代表神意的最高理性被认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效力。[26]中国法律发展史与亨利·梅因描述的古代法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轨迹有较大偏移。

[39]以维护宪法的最高法规性为主要目的法律层级观，也在两拨思潮中受到一定冲击。这些规则被统称为法律并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可以凌驾其上。其次，在法律层级观上，基本法表示法的效力是有层级之分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通常是由最高权威代表各利益主体来配置和安排的。

[21]参见前引[20]，卡尔·施米特书，第84页。以社会利益的需求为基础和制度构建的原则为引导，西方学者们创造了关于自然法、法效力、基本人权，以及关于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诸多学说，有力推动和促进了基本法走向宪法的进程。在基本法的架构中，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了防止权贵阶层篡改基本法而侵占市民阶层的利益，在其间灌注了人民主权、分权制衡、法治和人权等基本原则。他认为自然法是实在法的根源，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地位和效力。

民主本身也是在不同层级中得到表达的，通过这套民主程序，基本法可以使个别事件通过正当程序变成公共事件，或者法律争议。随着中世纪文艺复兴、罗马法复兴和宗教改革三大运动的推进，神意被冲决而落实为民意。

因为兼并终将走向贡赋[10]式的血缘社会组织关系，可能丧失繁荣海商贸易的重要前提条件其丧失权威主体的地位也就理所当然了。

但阶级归根结底毕竟是按照社会经济利益的划分而被确认的一种社会集团。自郝铁川首次在国内提出良性违宪[40]论以后，这一话题一度为学界热议。在中国当代社会，主要的基本法文化重构方式是在文本中规定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但权利的实现要由政策予以配置。所以，基本法在英语中也被称为组织法，尤其指宪法。只不过商周时期的宗族现在表现为某一特定的阶级，宗族的嫡长群体则是这一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进入专题： 文化冲突 中国宪政文化 宪法 中国基本法 。

参见[英]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作者简介】 陈晓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有时候发展工商业者，有时候发展中产阶级。在社会契约的理论预设中，正是由于人民让渡了自己的部分自然权利而组建政府来管理社会，宪法或基本法才作为社会总契约而被视为人民取得的对价。

[20]早在梭伦改革时期，曾按照财产的多寡将公民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这一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如格老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纷纷高扬关于基本法观念的旗帜，并将之充分演绎、丰富论证，将其定准为国家根本法。

新生的政权通过征战证明自身成立，然后颁行新朝法制。在这两种法律之中，第二种必然具有更大的权威并且必然提供一种各城市的条例和习俗都应与之保持一致的准则。从公约第1条第1款所宣称的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和第2条第2款规定的权利应予普遍行使，不难领会公约针对文化权利和在文化定义上的立法精神：文化是指一个族群的行为式样。[17][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9页。

按照人民主权理论，人民有宪法监督权。如果法律体系崩溃了，那就意味着创生它们的政权被推翻。

政党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政党在法律形成的过程中整合了不同的诉愿，这些诉愿是被权威所认识到的利益，在此基础上，这种整合难免要牺牲掉一部分人的利益以维护全局利益。《管子·小匡》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在海商文明辐射到的地域，通过征伐战争中取得胜利而将本部族的宗法法则扩大到所有被兼并部族、酋邦[9]或国家，将会消灭诸多的商贸主体而并不利于交易，这样的做法与交易相悖，也没有意义。而作为西方文明产物的人权，强调人的独立性，认为人的基本权利是天赋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也是国家权力行使的边界。

天子的便宜行事往往是法律制定、修改和废止的主要原因。宪法监督或称宪法的保障，系指对于作为实定国法秩序最高规范的宪法之意义内容，被下位法规范或法的措施所变更，采取措施予以事前防止或事后匡正。究其原因，要么是不设宪法保障的组织或机制，要么是用其他变通的方法使法律的效力层级的最根本的功能，即确认宪法效力高于一切法律的功能，实施中归于无效。在基本法的架构中，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了防止权贵阶层篡改基本法而侵占市民阶层的利益，在其间灌注了人民主权、分权制衡、法治和人权等基本原则。

农耕文明的经济模式非常需要一个稳定的劳动组织，其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物质利益的分配完全可以在一个组织体系之内不经过所有权交易的环节而实现。他认为自然法是实在法的根源，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地位和效力。

[21]人民通过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而组建政府以更好地组织社会，获得的对价是载有政府开列给人民的大量权利清单的基本法。总之，西方社会在基本法理念的基础上创生了一套关于根本法的观念体系，强化了基本法的社会契约性以及母法和根本法属性，并强调为其设立包括正当程序、合法性或合宪性审查机制在内的诸多实施保障。

[35]因此，宪法保障重在维护宪法规范的最高法效力，纠正违宪法律，通常以行使以撤销权为中心的合法性审查的方式达成。然而，这是对中国基本法文化的一种不正确认识。